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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我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到了MAD工作室，北京一家报纸的两位记者刚刚完成对马岩松的采访，提出要给他拍一些照片。于是，马岩松在记者的授意下，摆出各种姿势。拍照时他的脸上从来不带笑容，一副酷酷的样子。马岩松个子不是很高，也比较瘦，相比之下，他的相貌比身材更具有表现力，我相信照片上的马岩松会让人感觉很有力量。但轮到我采访他时，我发现他其实是个很容易接触的人。他聊建筑时很放松，语气平和，总是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于是，我们的采访就在一种很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
刘：你是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接受的本科教育，后来去耶鲁读硕士，毕业后又在HADID的事务所工作过，在你的建筑理念中，受哪些人的影响比较深，能具体谈谈吗？
马：我受过很多人的影响，我喜欢的东西也很杂。
比如说我小时候喜欢画画，那时候我喜欢画马，我既喜欢徐悲鸿写意的马，也喜欢西方那种素描的马，其他形式的马我也喜欢。对建筑也是如此。我喜欢很简洁的东方设计，比如妹岛和世的作品；我也喜欢蓝天组那种很有冲击力的作品。我喜欢的建筑师很多，我觉得他们都很个人化，这让我相信有很多种可能性，可以做自己想干的事。
刘：我觉得你的摩天楼的观念和OMA很类似。他们在做CCTV时就十分强调摩天楼要摆脱追求高度的目标，因为那样总有后来者会超过你，因此他们更希望设计一个在形象上具有永恒魅力的作品，OMA希望将来人们能够把CCTV和金字塔、埃菲尔铁塔这样的标志性建筑物相提并论。同时，库哈斯的摩天楼理论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他认为，过去的摩天楼内部的功能过于简单化，今后的摩天楼本身就像一座城市，将承载更为丰富的生活。你在设计广州的双塔时谈到了相似的理念。
马：设计关系到当代社会问题，建筑师面对的社会现象是一样的，而且观念是很抽象的东西，变成观念的时候很多建筑师会是一致的，至少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到作品的表现形式可能会不一样。OMA将CCTV设计成一个环形，提出了一个非垂直的概念。实际上，“环”并不少见，例如巴黎德方斯等好几个高层建筑都有类似的表达。任何一个设计公司也都可以做出一个环，但OMA就选择了那样一种方式，这是一种很个人化的态度。CCTV这个环具有批判性，这是它的最终价值。我做的世贸浮游之岛方案在CCTV之前，那则是一个完全水平的表达。因此，设计到最后还是会变成很个人化的，每个人的态度不同，表现方式也不一样。例如，从老一辈建筑师REM HOOLHAAS一直到和我年纪相仿的青年建筑师，很多当代建筑师都曾谈到复杂性的问题，但大家的表现方式不一样。
我觉得现在讨论的复杂性不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例如：安藤忠雄设计的“光之教堂”只有一个房间、一条走廊，从走廊可以进入房间，走廊和房间的关系很明确。我们做的话可能也是一个房间，但会稍微有一点变化，其中会有很多模糊的空间，不确定的空间。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多建筑师正在讨论的问题。
刘：能不能谈谈关于设计作品的可实施性问题。你们的作品在结构上常常很具有挑战性，你们做设计时如何衡量设计的创新与可实施性的关系？
马：我们做设计时肯定是要考虑可实施性的问题，但准确地说，它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重点。无论是OMA或是我们，每次做竞赛时都会和结构工程师合作，我们也会反复修改方案，不会做一个不能实现的东西，肯定要有技术的支持。但是建筑师和大众交流的时候，不希望把谈论的重点引到技术的话题上，那样会忽略掉建筑很多其他的意义。
当我们要决定设计一座在结构或是其他方面有很高要求的建筑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个代价，我们能够得到什么，我们在建筑或是城市方面能够实现什么样的概念。比如我们想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探讨城市空间的开放性，如何模糊空间中不同的功能，因此我需要一个三维曲面，因为我不想明确地分割空间，我需要有不确定的空间，要有人的自主选择性；或者我希望将建筑悬挑，因为不想让建筑把地都占了，我希望着重表达人与建筑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阶层问题，人对自己的自主性到底有多大，等等，这些是城市问题，也是文化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我觉得这些文化问题或是城市问题比技术问题更重要，起码对我来讲更有意义来讨论。我也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建筑师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样的话，人们居住的城市环境也许能变得更好。对于建筑或是建筑师而言，这样探讨问题是不是意义更大呢？如果人们为了追求某些目标而不管结构、技术上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当然不对，但是我认为建筑师应该更多地探讨价值的问题，值不值得这么做，用怎样的方式去做，如果建筑师和学者都只问能不能建起来的问题，这样就无法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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