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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在很多情况下，建筑师提出的挑战也是促使建筑技术发展的一个原因。
马：建筑师不会没有理由地挑战别人，他也会面临很多压力。其实，其他专业都应该自己挑战自己，哪怕建筑师给你一个很简单的方案，你也应该想办法用一种创新的方式去解决。我的世贸方案就有结构工程师配合，他是FRANK GHERY的结构工程师。我问他我的这个方案是否能够实现。他说：“这很简单，一般的楼都是直上直下的，你如果想让他斜着，也能盖起来，理论上没有什么不可以实现的。就是看你怎样确定它的价值，花这个代价值不值得。”有些人会说我们设计的建筑比较贵，我觉得首先应该搞清楚贵到底是什么含义，难道就是按照每平米造价来衡量吗？人们现在使用的所有建筑比以前的不是要贵很多吗？所以我觉得应该考虑价值而不是价格问题，付出代价应该是有效益回报的，应该综合地衡量建筑的价值。<
刘：是的，就像著名的悉尼歌剧院、毕尔巴鄂古根汉姆美术馆，这些都是很昂贵的建筑，但是一座建筑提升了一个城市的价值，应该是物有所值。
马：我们在加拿大中标的梦露大厦不是政府项目，而是房地产项目，最终是要面向市场。业主如果不算清帐，是不敢做这个决定的。这是一个住宅项目，将来要有400多户人住在里面。它是一座要被大众市场检验的建筑。
刘：我一直很感兴趣的是你的创造力来自哪里？
马：《时尚先生》杂志曾经做过一个名位“七十年代”的专题讨论，他们找了徐静蕾、陆川、张扬还有我这几个不同行业的人。在谈到自己的背景时，我发现我们这几个人有些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那么一点蔫坏，性格虽不是很张扬，但也有反叛的力量。而且现在都是三十多了，开始有发言的愿望。我现在回忆自己小时候身边的朋友好像都有点坏，大家好像都不怎么喜欢在学校呆着，在学校里也没有人觉得好学生怎么样，好学生只是被家长管得比较严而已。初中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阶段，当时由“六四”的缘故学校里比较乱，很多标准似乎被颠覆了。后来我一直也都比较散漫，等我到了耶鲁才发现，这种散漫其实是很必要的，耶鲁似乎就是诚心想形成一种散漫的氛围。有人可能不理解，认为耶鲁应该是很传统的，怎么和哥伦比亚、AA差不多了。其实耶鲁是一个特别开放的学校。我们的毕业设计展叫“NEW BLUE”.，整个展览以浅蓝色为主基调。BLUE代表传统的蓝色，代表悠久的历史，NEW BLUE则代表新的人，新的精神。
耶鲁建筑学院会在某个学期把PETER ISENMAN ,FRANK GHERY, ZAHA HADID等人以及GREG LINN等年轻建筑师，还有像lian creen这种后现代的代表人物一起请过来，然后在一个大空间里上课。听谁的课完全随你选。所有这些人都很有成就，而且他们相互之间也能对话。这就让你觉得没有什么标准了，让你觉得有无限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在毕业典礼时，校长让大家从那一天起就忘了所有老师说过的话，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不但对自己，而且让我对这个行业有了新的认识，变得有信心了。
刘：你的建筑理念的形成更多地是由于受教育的结果还是出于自己对于生活的认识？
马：我对两件事情最感兴趣，一个是自然，另一个是可能性。我从小就对自然感兴趣，对环境比较有感觉，这一点可能受我母亲的影响，我母亲是从事环保工作的。上学时我不算一个好学生，整天在外边玩，只要在室外就觉得舒服。我刚上大学时对建筑还没有什么认识，那时特别喜欢种树。别人设计建筑，我则种很多树。对可能性感兴趣，也是因为我不太循规守矩，我做事总喜欢给自己找理由辩护，而且还需要变成不同的角色来辩护。跟小朋友讲时就比较直接，干坏事就是干坏事。我父母都是很讲道理的人，和他们讲就要说自己为什么这样做，怎样做的，而且告诉父母不要听老师的一面之词。和老师讲时说辞又要不一样。以至于后来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在胡搅蛮缠，好像的确就是那样想的。也许规则本身就有问题，为什么每个人都要变成一样的？我的这种性格做别的事情也许会有问题，但做设计师还有挺有必要的。尤其在大城市，不同的文化和观念都要存在才有活力。这种性格对我有很大影响。在为自己辩护的过程中就要说别人不好，说人家不好一定要说出理由，比如某位老师有问题，太传统了，这无形中就造就了一种批判性。
我小时候喜欢画画，我家里人带我去参加美术班，所有美术班我都只上一节课就不上了。在美术班里，老师只是刻板地告诉你，第一笔画什么，第二笔画什么，我那时就想，这也算美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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