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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我觉得在你的作品里大量使用曲线，体现了一种人性化的特色。一座建筑能让想起一个人，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我一直在想，作为一名中国建筑师，中国文化对你潜移默化的影响肯定是有的。
马：对，我也发现了。我觉得中国文化有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气质。如果想表达一件事，不会用很费劲的方法，只是那么轻轻一下，很简单，但很传神。我认为中国人肯定设计不出CCTV这种建筑形象，这种野兽美学是属于西方的。中国的审美完全不一样，一张白纸，聊聊几笔，很抽象，也会很震撼。我们设计的建筑所体现的复杂性不是在表面上。梦露大厦只是一堆横线条，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整体形象就是一个干干净净的曲面，这应该是挺东方的感觉。
第二点就是科学在中国没有像西方那样经历工业革命，一步一步发展起来。中国人不重视技术，更喜欢追求意境、感觉，这和中国的科学不发展有很大关系。我自己也不喜欢技术，不喜欢表现技术。我认为技术只是用来支持我的，我只想要感觉。别人问我梦露大厦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说没有为什么，只要不是一个方的就行了。我就是想要表达一种不确定性，想怎么弯就怎么弯。在西方人看来，凡事都应该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尤其对于科学和数学而言。但在我们中国人眼里，有些时候就是怎么样都可以。
我觉得有趣的是，在不同的思想体系里，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会完全不同。我就是想做一个非方盒子，看起来很简单，挺自由，仅此而已。我的建筑不可能像CCTV那样将所有的结构都外露，我不喜欢那种表达方式。
刘：你的作品的中国性应该体现在审美观念上。
马：是的，不会在是符号的层面。我觉得浮游之岛的方案就很中国，表达的就是一直不确定性，什么都不像，不知道属于哪个时代。
刘：模糊性、复杂性应该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
马：我觉得这是非常中国的特色。一个荷兰人曾经问我，在浮游之岛的方案里，所有体量连在一起，那么大，在城市里如何跟其他的建筑融合，尤其是如果放在中国的城市里，如何跟四合院这样的建筑形态对话。
我觉得，中国的四合院永远不是一个单独的四合院盖在一片空场上，它总是成片存在的，连在一起形成URBAN FABRIC。房子之间都有关系，一片住宅区和另一片住宅区也有关系，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城市结构。关键是你想看到什么样的细节，小至人和家具的关系也是建筑问题。巨大的建筑不是一个空壳，里面会有很复杂的内容，要逐步深入设计下去。你看看北京的鸟瞰图，只要一张地图就要把那么大的北京解释清楚。所以，我认为复杂性存在于统一的感觉里。
我认为，不论中国建筑师，还是外国建筑师都应该脱离技术的层面，寻找文化的感觉。不仅要了解自己的文化，也要了解其他的文化，否则无法进行比较。国外的建筑有体现技术的，你可以在技术的层面学，但最后无法进行文化的比较。
关于中国性的问题，很多人一提中国性就是传统。我觉得说传统没有问题，但不论中外对中国性的理解都有偏差。我认为中国性就是创造力，我们古代的四大发明就是例证。那时候，有人在身上插个个翅膀就敢从城楼上往下飞，结果当然是摔死了。但这种勇于尝试创新的精神就是中国性。因此，我们现在做的适应当代、幻想未来的事都是特别具有中国性的事。如果我们只是重复别人的东西，让老祖宗知道了非要气死不可，会觉得自己后代太不争气了。
贝聿铭事务所在其所设计的中国项目中，认为把当代建筑和古代的符号结合起来是一种中国式的表达，那么它就是一种表达。但我想的不同，我希望有新的思路，应该不会是符号层面上的。因为那种思路开始可能是新的，但以后就不会出现新的方式了，现在需要更多的探索。
刘：你会在有一天放弃建筑师的职业吗？
马：那要看为了什么放弃。我工作目的是要影响更多的人，如果有人请我当市长，我会考虑。如果角色的影响力比较小，我不会去。我之所以要不停地宣传我的观念，办展览，去国外参加竞赛，就是为了扩大影响。我去国外做项目，就有机会和外国人交流，让他们了解当代中国的建筑和建筑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虽然现在有很多展览介绍中国的建筑和建筑师，我觉得外国人对我们的了解仍然很有限，而且可能是片面的。要想让别人了解我们永远不能靠别人，建设我们的家园也要靠自己。现在外国建筑师来中国的不少，但也只是在一些大城市而已，那么多二级城市的建设还要靠中国建筑师自己。
刘：你对台湾建筑界了解吗？
马：我知道一些台湾建筑界的情况。
在台湾，广场之类的公共工程常常会通过举办设计竞赛来确定设计权。台湾政界的几个党派总会有不同意见，但最后都要取悦于民，得到民主的支持。最后这些项目的设计还是都很人民性的。我认为这样很好，政治斗争会对城市空间的形成产生影响，但结局是人民受益。
大陆的问题是，所有的小城市都想成为大城市，大城市想成为首都，但往往会忽略人民的位置。作为首都，北京的很多城市功能是让人看的，比如天安门广场，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可是，其他的一些设施，例如那么宽的道路，给谁看呢，我认为老百姓使用起来会觉得很不舒服。国家大剧院的问题不是建筑的问题。我同意应该是一个完全新的东西，但不应该是这种方式。一是这种形式本身没有新意，二是它表现出来的观念也是很传统的。按照我的想法，那里应该是一个公园，全是树，几个音乐厅分开，人们可以很随意进出，周末时可以在那里玩，这应该是一个很市民性的场所。现在的方案和天安门广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不同时期崇拜的形式不同而已，但它们的观念是一致的。
我还知道台湾在做一些老城区的改造，有人专门做开发前的研究。我们这边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但似乎力度不够。例如，四合院改造只讲保护，而不搞清楚保护后做什么，有时候还会拆了旧四合院再盖新四合院，这些做法都有问题。现在老城区里的一些居民生活条件很差，一些老外则坐着车在胡同里看来看去。我觉得这种对待城市的态度是有问题的，没有很好地思考。我希望大陆这边能像台湾那样搞一些很开放的竞赛，也许会有不同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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